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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七）
作者：田颖拓|bojie@cg123.com 转贴自：本站原创
-- 田颖拓 （吉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从本书开始，我们就在时间隧道里穿行，走马观花也好，驻足观望也好，我们追随人类5000余年的足迹，古埃及文化、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近代欧洲和美国文化，乃至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尽管是浮光掠影，但也足够使我们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以及它无处不在的广博性；或移花接木、或一脉相承的传承性；潜移默化的影响性。我们常说的文化，其本身就具有历史的连续性，而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正是文化发展历史连续性的基础。所以，正如本书导言中所说的——人类至今仍然生活在传统文化构筑的世界里。这一点毋庸质疑，无论是文化上的传统主义者，还是反传统主义者，他们讨论的对象本身就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历史前进中的积淀，它为人类历史前进积蓄着力量，提供着营养。所以，它对人类创造的现代的和未来的文明，都必然产生不可否认的巨大影响。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讨论过，尽管西方的文化是在一次次劫掠和毁灭中传承，但它仍然是一种现代与传统的传承。这种关系是无法否定的，我们今天之所以比前人有更高、更新的科学技术成就，有更辉煌、更繁荣的艺术成果，那是因为我们一直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譬如环地中海和西亚地区各种文化的传承，古希腊文化劫掠和毁灭了克里特——迈锡尼文化，却把它们变成了古希腊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传承下来；马其顿的农业文化战胜了希腊的城邦文化，但却把希腊文化带向了欧洲、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地区，并且在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古罗马文化劫掠和毁灭了希腊文化，但罗马人却成了希腊文化最忠实的传承者。这几乎成为世界文明传承的一种定律，胜利者往往就是失败者文化的传承者。反其道而论之，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对人们现实的一切活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艺术的，发挥着影响，而这种影响，又足以大到使我们常常感觉不到的程度。 同样，传统文化对于设计的影响也是随处可见的。以我们今天寻常见的交通工具——车的演变历史为例，足以看出现代设计与传统设计的传承关系。下面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车的设计演变历史。 我们的先民，在上古时代就掌握了造车的技术，《后汉书·舆服志》上说：“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轮行可载，因物知生，复为之舆。舆轮相乘，流运罔极，任重致远，天下获其利。”据说黄帝时代就设计出精巧的指南车，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讨论过。到了夏禹时代，车已经相当普遍。《史记》记载，大禹治水时，“陆行乘车”。夏代还设有“车正”之职，专司车旅交通、车辆制造。当时有一个叫奚仲的人，就曾担任过夏朝的车正，在其封地薛（今山东滕县）为夏王制造车辆，并且“建其斿旐（音由照），尊卑上下，各有等级”（《后汉书·舆服志》）。 夏代车的实物至今尚未见到，难言其详，但商代车的设计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商代车都是独辀（音舟，车辕），辀的后端压在车厢下的车轴上，辀尾稍露在车厢后，前出车厢部分逐渐向上扬起（商初上翘平缓，以后弧度渐大）。车厢平面为长方形，面积较小，一般为0.8×I.3米，通常可立乘2—3人，车厢后面留有缺口或开门，以便于乘者上下。衡（车辕前端套牲口的橫木）多为长1米左右的直木棒，衡的两侧各缚一人字形轭（音厄，驾车时套在牲口脖子上的曲木），用以架马。商代车大多为两马驾辕，至周初始见四马驾车。商代造车技术已相当成熟，基本上具备了汉以前独辀车结构的大致轮廓。在其后的一千多年中，独辀车虽然多有改进和发展，但从整体结构设计上讲，还没有突破商代独辀车的形制。 周代车与商代车基本相同，在结构上有所改进，如直辕变曲轨，直衡改曲衡，辐数增多，舆（车厢）上安装车盖。在车马的配件上也更加完备，增加了许多商代车上所没有的零部件，如铜銮（铃）、铜輨（音馆）、铜釭（音刚，车毂中用以穿轴的金属孔眼）等。为求坚固，在许多关键部位都采用了铜构件，如变木辖为铜辖，轭上包铜饰，并有一套用铜、铅、金、银、骨、贝和兽皮条等材料制成的饰件和鞴（音倍）具（鞍辔的统称），制作精美，名目繁多。周代车以驾四马为常，多以“驷”为计数车辆的单位。《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就是说齐景公有一千辆车和四千匹马。这时车的多寡就是综合国力的体现，是十分重要的。《战国策·秦策一》上记载，苏秦用连横统一天下的主张游说秦惠王时，就说：“大王之国……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万乘之国，在当时是综合国力最强的表现，秦始皇最终能够统一中国，与秦国是当时的“万乘之国”不无关系。 中国古代独辀车的形制至周代已成熟和完善。制造一辆车，需要多工种的合作，经过大小几十道工序才能完成。制车业成为当时集大成的综合性手工业生产部门，制车水平也是当时生产水平和工艺水平的集中反映。所以，车的设计能力，当时又是衡量一个国家工艺技术水平高低的标准。《周礼·考工记》把造车的工匠统称为“车人”，车人又有更细的分工，一车之成，要经过木工、金工、皮革工和漆工等多工种分工合作。所谓“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正是对当时制车业的真实写照。正因为如此，周代马车性能之优越、结构之合理、做工之精巧、装饰之华丽，在同一时期的世界范围内无与伦比。 周代车已经基本上确立了标准设计，又因为这种标准设计在后来被列入《周礼》，所以也就基本上成了后世车的设计规范。如辀或辕（单根称辀，双根叫辕），长一般在2.8—3.2米之间；衡，一般长2.5米。衡的正中部位装有“U”形或桥形钮，缚衡的革带穿过钮将衡系结于辀颈之上。衡的两侧还装有四个“U”形铜环，用以穿马缰绳；轮径一般在1.4米左右，轮的辐条数一般为30根，《老子》一书中所谓“三十辐，共一毂”的说法，就是源于周代车的标准设计规范。 秦汉时期，车的设计在沿袭《周礼》的形制同时，也开始向豪华型发展。在秦始皇陵出土的许多珍贵文物当中，有两乘被誉为“青铜之冠”的铜车马，就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马车设计的精致和豪华程度。根据铜车马的车铭记载，一乘名为“立车”（御者站立车上），另一乘名为“安车”（御者坐在车上），两乘形制基本相仿。 汉武帝以前，独辀车与双辕车并存，至此以后，双辕车开始逐渐普及，东汉以后，双辕车基本取代了独辀车。双辕车的结构，除辕变为两根外，其它各部位与独辀车基本相同。汉代的双辕马车因乘坐者地位高低和用途不同，细分若干种类，有：斧车、轺（音遥）车、施轓（音番）车、轩车、軿（音平）车、辎车、车、栈车等。如斧车，也称轻车，是一种仪仗车，因舆中间竖立一柄大钺斧而得名。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县令以上的官吏，出行时都加导斧车，用以壮威仪、明身份。轺车，是一种轻便快速的小马车。《释名·释车》说：“轺，遥也，遥远也，四向远望之车”。汉初轺车为立乘，后来改为坐乘，一车可乘坐二人，御者居右，官吏居左，因车四面空敞，坐在车内可以极目远眺。因结构简单，快马轻车，为一般小吏出外办理公事或邮驿传递公文时乘坐。施轓车，一种由轺车发展来的马车，所谓“施轓”，即在车舆两侧加置长条形板状物，板的上沿向外翻折，用以遮挡车轮卷起的尘泥。施轓车是中、高级官吏出行时乘坐的轻快主车。为体现等级差别，当时规定俸禄六百石至一千石的官吏，可以将左边车轓涂成红色；俸禄二千石的官吏允许左右两轓都涂成红色。轩车，是供三公（西汉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东汉的太尉、司徒、司空）和列侯乘坐的轻便马车，车舆两侧用漆或加皮饰的席子作为障蔽。軿车，一种带帷幔的篷车，多为妇女乘坐。双辕单马，方形车舆，四面施以帷幔，车盖硕大，且四边稍稍上卷，呈盔帽形顶。车门改在前面，舆内仅容一人，御者坐在车舆前的轼板上驾驶。軿车在汉代是极为舒适而又装饰华丽的高级马车，专供贵族妇女乘坐。栈车既载人又拉货，为民间运货载人之车，这种车为当时地主、商人大量使用。 汉代还设计了一种称为“焭”（音穷）的“辘车”，《说文·率部》解释说：“焭，车揉规也，一曰一轮车。”也就是北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手推独轮车。这种手推独轮车在当时的齐鲁和巴蜀地区广泛使用，在今天的一些农村仍然可以见到，四川称它为“鸡公车”，江南叫它“羊角车”。独轮车的特点是：结构简单，两个把手前端架置一轮，把手间以横木连接，形成一个框架，其上或坐人或置物，轮两侧有立架护轮。行车灵活轻便，一般只要一人推动，或加一人在前面拉曳，载人载物均可。在狭窄的路上运行，其运输量比人力负荷、畜力驮载大过数倍。这种车可以在乡村田野间劳作，又方便在崎岖小路和山峦丘陵中行走。陈毅元帅曾经说，淮海战役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既是指的这种手推独轮车。 我们上面讨论的是中国古代车的设计演变历史，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车，也大体经过这样的演变历史。到了工业化时代，人类发明了汽车、火车，而且种类越来越繁多，设计越来越精巧，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车的演变历史，始终受着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深刻影响。我们在上面列举的车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历史，就非常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充分说明，任何历史时期的所谓“现代设计”，不论它是如何的前卫，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从马车时代到汽车时代，是车的革命，也是车在设计史上的飞跃，但是，革命也好，飞跃也罢，作为一种文化概念，汽车时代只是马车时代的文化传承而已。在中国古代，车的制造，有所谓“御者居右，官吏居左”的设计原则，与我们今天因为“右侧通行”的交通规则，而改为“御者居左，乘者居右”的设计原则相左。但有趣的是，在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汽车的设计却保留了中国古代的“御者居右，乘者居左”设计原则。至于这种设计原则，是否有什么更科学的道理，我们姑且不论，但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却是明显的。 传统文化对现代设计影响之巨大，除开我们在本书已经举证过的这些个案以外，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服饰的设计。开天辟地，人类走出混沌的野蛮时代，进入文明发展时期以后，衣食住行，就成了人们的头等大事。自从人类给衣食住行打上文化的印记之后，它们就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一种文化与艺术的创造和享受。衣，由遮体保暖而成为服饰文化；食，由充饥果腹而成为饮食文化；住，由遮风避雨而成为建筑文化；行，由便利出走而成为交通文化。前面我们已经举证了大量个案，论证了传统文化对于住——建筑、行——交通（仅以车为例）——设计演变历史的巨大影响，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传统文化对于衣——服饰设计的巨大影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服饰设计，一直徜徉在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时尚之间，在服饰设计中，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时尚有着更密切的交融，以至于人们很难辨别它们中间的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时尚。 中国服饰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原始社会、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直到近现代，都以极其鲜明的特色为世界瞩目。许多古籍和传说都提到，我们的先民，早在黄帝现代就创造了衣裳。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这一发现可以证实，当时的山顶洞人，已经能够利用兽皮一类的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也由此发端。 新石器时代，纺织技术发明，服装材料从此有了人工织造的布帛，服装形式发生变化，功能也得到改善，对服饰不但有了等级的区分，也有了艺术上的要求。《尚书·虞夏书·益稷》上就记载有舜与禹关于服饰的对话，舜对大禹说：“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舜的话，后来被确定为十二章纹，成为历代帝王上衣下裳的服章制度，一直延用到清帝逊位、袁世凯复辟称帝。一个有关服饰的规则，就影响了中国5000年的服饰设计，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传统文化对现代设计无法抗拒的巨大影响。 到了西周时代，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夏商时期建立的冠服制度，这时已经基本完善，春秋战国时期，服章形制又被纳入礼治。王室公卿为表示尊贵威严，在不同礼仪场合，顶冠既要冕弁有序，穿衣着裳也须采用不同形式、颜色和图案。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这时，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佩金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男女的帽冠，更引人注目，精致的用薄如蝉翼的轻纱，贵重的用黄金珠玉，形状如覆杯上耸。鞋履，多用小鹿皮制作，或用丝缕、细草编成；冬天皮衣极重白狐裘，价值千金。女子爱用毛皮镶在袖口衣缘作出锋，还有半截式露指的薄质锦绣手套，无不异常美观。请注意，这都是我们现代服饰设计经常采用的手法。 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社会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曲裾深衣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深衣把以前各自独立的上衣下裳合二为一，却又保持了一分为二的界线，上下不通缝、不通幅。最智巧的设计，是在两腋下，腰缝与袖缝交界处，各嵌入一片矩形面料，其作用能使平面剪裁立体化，可以完美地表现人的体形，两袖也获得更大的展转运肘功能。据记载，深衣有4种不同名称：深衣、长衣、麻衣、中衣。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发命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当时多采的社会文化和生活密切相关。 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通幅花纹。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中华服饰文化也随之传往世界。 自秦而汉，深衣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东汉时期，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足下为歧头履，腰间束带。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 魏晋南北朝时期，等级服饰有所变革，各民族服饰广泛交融。魏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游牧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南北朝时，襦裙套装流行一时，这种装饰原始于汉代，东晋时延续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北魏迁都洛阳后，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延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融。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宋代官员公服、制服之外的日常便服，主要是小袖圆领衫和帽带下垂的软翅幞头，依然唐式，脚下改穿更便于平时起居的便鞋。宋代遗老服饰为合领（交领）大袖的宽身袍衫、东坡巾。袍用深色材料缘边，以存古风。东坡巾为方筒状高巾子，相传为大文学家苏东坡创制，实为古代幅巾的复兴。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辽代用丝绸官服上的山、水、鸟、兽等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于延祐元年(1314年)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沿用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及其它民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圆领紧袖袍，宽下摆、折褶、有辫线围腰)，戴笠子帽。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来，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为正色，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补子是一块约40—50厘米见方的绸料，织绣不同纹样，再缝缀到官服上，胸背各一。文官补子用鸟，武官补子用兽，各分九等。平常穿的圆领袍衫则凭衣服长短和袖子大小区分身份，长大者为尊。明代官员的主要首服沿袭宋元幞头而稍有不同。皇帝戴乌纱折上巾，帽翅自后部向上竖起。官员朝服戴展翅漆纱幞头，常服戴乌纱帽。受到诰封的官员妻、母，也有以纹、饰区别等级的红色大袖礼服和各式霞帔。上层妇女中已开始穿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也有区分，平民妻女只能用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平民百姓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子，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后者留传下来，俗称瓜皮帽，系用黑色绒、缎等制成。 清王朝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男子一律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 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艺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族和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晚清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俗称两把头），穿“花盆底”旗鞋。流传至今的旗袍，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后来也为汉族贵妇仿用。 这里还需要提及的是太平天国的服饰，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不但建立了各种法律制度，也是中国唯一具备服饰制度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服饰，既继承了传统遗制，又有所创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衣冠服饰制度。太平天国将领的冠帽有角帽、风帽、凉帽及帽额等形制。角帽即为朝帽上饰龙凤图纹。朝服分长袍和马褂两种，袍为圆领宽袖，上绣有纹样，并以纹样来区分职位；马褂有红、黄两种颜色，并以颜色来区分职位。太平天国妇女服饰虽然有所规定，但并不严格。妇女一般不戴角帽及凉帽，大多用绸缎扎额，冬日也戴风帽。太平天国初期，大多数妇女都穿男服，也有穿苗装的。定都天京以后，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妇女多不穿男装，女装依身份地位的不同，图案纹样繁简不一。普通妇女穿各色绸缎制成的长袍，样式以圆领为主，领口开得很小，腰身也比较合体，下摆部分较为宽松，衣长过膝，左衽。为了活动方便，常在下摆开衩，或开在两侧，或开在中间。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认为“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决定自己设计一套具有中华民族特点的简便服装，于是就诞生了“中山装”。中山装在设计上吸取了西装之长，形制设计成上衣下裤式，上衣立翻领，对襟，前襟五粒扣，四个贴袋，袖口三粒扣。后片不破缝。裤子前面开缝，用暗扣，左右侧设有暗兜，裤腰部打褶。据说在1929年（民国十八年）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时，曾经规定，一定等级文官在宣誓就职时，一律穿中山装，以表示遵奉国父之法。并且对中山装的形制加以重新解释：前身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门禁五粒纽扣区别于西方三权分立而为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袖口三粒纽扣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后背不破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 中山装外形对称，大方、美观、实用、方便，既可以用高级衣料制作，也可用一般布料制作，很受群众欢迎。在孙中山的倡导下，穿中山装在全国蔚然成风。今天，中山装仍然是中国男子最基本的服装之一，不仅党和国家领导人穿，而且广大群众也穿。中山装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服。 我们上面讨论的中国服饰文化的演变历史，它的许多设计方法，在今天的时装设计中，也常常被服装设计师反复使用，虽然因为时代的变化，材料的更新，工艺的进步，使设计手法有很多变化，但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传承关系，不仅为中国的服饰文化所独有，也为其它国家和地区所常见。譬如一向以追求时尚、标新立异的欧洲服饰文化，在现代时装设计上，就常常受到古希腊—罗马艺术风格、拜占庭艺术风格、哥特艺术风格、巴洛克艺术风格、洛可可艺术风格、新古典主义艺术风格、前拉斐尔派艺术风格、20世纪初期苏联艺术风格、超现实主义艺术风格、波普艺术风格、欧普艺术风格和极限主义艺术风格等的深刻影响。这些相互影响的艺术风格，虽然都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数千年间积淀的文化，但时至今日，仍然被现代服装设计师交替使用着，而且也常常被人们视为最摩登（Modern）、最时尚（Fashion）的流行服饰。仅从这一点，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本书的观点——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设计的影响，是巨大的，无处不在的。巨大到让我们感觉不到；无处不在到让我们潜移默化。 就在本书即将脱稿的时候，美国东部时间6月3日，举世瞩目的2003年环球小姐大赛总决赛，在巴拿马拉开帷幕。在这次环球小姐大赛总决赛中，来自世界各国的佳丽，在用美丽和智慧征服世界的同时，还通过她们各自的民族服饰展演，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各具特色的民族服饰，将每一位环球小姐装扮得更加美丽动人，更加韵味十足。我们姑且不论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哪一位环球小姐，在这次民族服饰展演中夺魁，从而成为环球小姐之冠，仅就把民族服饰展演列为2003年环球小姐大赛之一，就足以说明传统文化与艺术的无穷魅力，就足以说明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艺术设计的难以割舍。同时也说明，21世纪，被人们称为文化趋同、文化危机的全球化新世纪，传统文化与艺术，民族文化与艺术，仍然是人类在创造新文明时，不可或缺的智慧源泉。 我们的前人创造了昨天的传统文化，我们正在创造明天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曾经成就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又一个辉煌，它也必将对人类不可能终止的文明发展，继续发挥着巨大的、无处不在的影响。传统文化之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设计，如鱼得水，须臾不可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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