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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七)     
[论文] 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七)
[ 作者:田颖拓 | 转贴自:本站原创 | 点击数:2941 | 更新时间:2007-12-10 | 文章录入:农民 ]

-- 田颖拓 (吉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结论:传统文化将继续影响着现代设计

从本书开始,我们就在时间隧道里穿行,走马观花也好,驻足观望也好,我们追随人类5000余年的足迹,古埃及文化、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近代欧洲和美国文化,乃至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尽管是浮光掠影,但也足够使我们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以及它无处不在的广博性;或移花接木、或一脉相承的传承性;潜移默化的影响性。我们常说的文化,其本身就具有历史的连续性,而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正是文化发展历史连续性的基础。所以,正如本书导言中所说的——人类至今仍然生活在传统文化构筑的世界里。这一点毋庸质疑,无论是文化上的传统主义者,还是反传统主义者,他们讨论的对象本身就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历史前进中的积淀,它为人类历史前进积蓄着力量,提供着营养。所以,它对人类创造的现代的和未来的文明,都必然产生不可否认的巨大影响。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讨论过,尽管西方的文化是在一次次劫掠和毁灭中传承,但它仍然是一种现代与传统的传承。这种关系是无法否定的,我们今天之所以比前人有更高、更新的科学技术成就,有更辉煌、更繁荣的艺术成果,那是因为我们一直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譬如环地中海和西亚地区各种文化的传承,古希腊文化劫掠和毁灭了克里特——迈锡尼文化,却把它们变成了古希腊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传承下来;马其顿的农业文化战胜了希腊的城邦文化,但却把希腊文化带向了欧洲、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地区,并且在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古罗马文化劫掠和毁灭了希腊文化,但罗马人却成了希腊文化最忠实的传承者。这几乎成为世界文明传承的一种定律,胜利者往往就是失败者文化的传承者。反其道而论之,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对人们现实的一切活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艺术的,发挥着影响,而这种影响,又足以大到使我们常常感觉不到的程度。

同样,传统文化对于设计的影响也是随处可见的。以我们今天寻常见的交通工具——车的演变历史为例,足以看出现代设计与传统设计的传承关系。下面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车的设计演变历史。

我们的先民,在上古时代就掌握了造车的技术,《后汉书·舆服志》上说:“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轮行可载,因物知生,复为之舆。舆轮相乘,流运罔极,任重致远,天下获其利。”据说黄帝时代就设计出精巧的指南车,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讨论过。到了夏禹时代,车已经相当普遍。《史记》记载,大禹治水时,“陆行乘车”。夏代还设有“车正”之职,专司车旅交通、车辆制造。当时有一个叫奚仲的人,就曾担任过夏朝的车正,在其封地薛(今山东滕县)为夏王制造车辆,并且“建其斿旐(音由照),尊卑上下,各有等级”(《后汉书·舆服志》)。

夏代车的实物至今尚未见到,难言其详,但商代车的设计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商代车都是独辀(音舟,车辕),辀的后端压在车厢下的车轴上,辀尾稍露在车厢后,前出车厢部分逐渐向上扬起(商初上翘平缓,以后弧度渐大)。车厢平面为长方形,面积较小,一般为0.8×I.3米,通常可立乘2—3人,车厢后面留有缺口或开门,以便于乘者上下。衡(车辕前端套牲口的橫木)多为长1米左右的直木棒,衡的两侧各缚一人字形轭(音厄,驾车时套在牲口脖子上的曲木),用以架马。商代车大多为两马驾辕,至周初始见四马驾车。商代造车技术已相当成熟,基本上具备了汉以前独辀车结构的大致轮廓。在其后的一千多年中,独辀车虽然多有改进和发展,但从整体结构设计上讲,还没有突破商代独辀车的形制。

周代车与商代车基本相同,在结构上有所改进,如直辕变曲轨,直衡改曲衡,辐数增多,舆(车厢)上安装车盖。在车马的配件上也更加完备,增加了许多商代车上所没有的零部件,如铜銮(铃)、铜輨(音馆)、铜釭(音刚,车毂中用以穿轴的金属孔眼)等。为求坚固,在许多关键部位都采用了铜构件,如变木辖为铜辖,轭上包铜饰,并有一套用铜、铅、金、银、骨、贝和兽皮条等材料制成的饰件和鞴(音倍)具(鞍辔的统称),制作精美,名目繁多。周代车以驾四马为常,多以“驷”为计数车辆的单位。《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就是说齐景公有一千辆车和四千匹马。这时车的多寡就是综合国力的体现,是十分重要的。《战国策·秦策一》上记载,苏秦用连横统一天下的主张游说秦惠王时,就说:“大王之国……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万乘之国,在当时是综合国力最强的表现,秦始皇最终能够统一中国,与秦国是当时的“万乘之国”不无关系。

中国古代独辀车的形制至周代已成熟和完善。制造一辆车,需要多工种的合作,经过大小几十道工序才能完成。制车业成为当时集大成的综合性手工业生产部门,制车水平也是当时生产水平和工艺水平的集中反映。所以,车的设计能力,当时又是衡量一个国家工艺技术水平高低的标准。《周礼·考工记》把造车的工匠统称为“车人”,车人又有更细的分工,一车之成,要经过木工、金工、皮革工和漆工等多工种分工合作。所谓“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正是对当时制车业的真实写照。正因为如此,周代马车性能之优越、结构之合理、做工之精巧、装饰之华丽,在同一时期的世界范围内无与伦比。

周代车已经基本上确立了标准设计,又因为这种标准设计在后来被列入《周礼》,所以也就基本上成了后世车的设计规范。如辀或辕(单根称辀,双根叫辕),长一般在2.8—3.2米之间;衡,一般长2.5米。衡的正中部位装有“U”形或桥形钮,缚衡的革带穿过钮将衡系结于辀颈之上。衡的两侧还装有四个“U”形铜环,用以穿马缰绳;轮径一般在1.4米左右,轮的辐条数一般为30根,《老子》一书中所谓“三十辐,共一毂”的说法,就是源于周代车的标准设计规范。

秦汉时期,车的设计在沿袭《周礼》的形制同时,也开始向豪华型发展。在秦始皇陵出土的许多珍贵文物当中,有两乘被誉为“青铜之冠”的铜车马,就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马车设计的精致和豪华程度。根据铜车马的车铭记载,一乘名为“立车”(御者站立车上),另一乘名为“安车”(御者坐在车上),两乘形制基本相仿。

汉武帝以前,独辀车与双辕车并存,至此以后,双辕车开始逐渐普及,东汉以后,双辕车基本取代了独辀车。双辕车的结构,除辕变为两根外,其它各部位与独辀车基本相同。汉代的双辕马车因乘坐者地位高低和用途不同,细分若干种类,有:斧车、轺(音遥)车、施轓(音番)车、轩车、軿(音平)车、辎车、车、栈车等。如斧车,也称轻车,是一种仪仗车,因舆中间竖立一柄大钺斧而得名。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县令以上的官吏,出行时都加导斧车,用以壮威仪、明身份。轺车,是一种轻便快速的小马车。《释名·释车》说:“轺,遥也,遥远也,四向远望之车”。汉初轺车为立乘,后来改为坐乘,一车可乘坐二人,御者居右,官吏居左,因车四面空敞,坐在车内可以极目远眺。因结构简单,快马轻车,为一般小吏出外办理公事或邮驿传递公文时乘坐。施轓车,一种由轺车发展来的马车,所谓“施轓”,即在车舆两侧加置长条形板状物,板的上沿向外翻折,用以遮挡车轮卷起的尘泥。施轓车是中、高级官吏出行时乘坐的轻快主车。为体现等级差别,当时规定俸禄六百石至一千石的官吏,可以将左边车轓涂成红色;俸禄二千石的官吏允许左右两轓都涂成红色。轩车,是供三公(西汉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东汉的太尉、司徒、司空)和列侯乘坐的轻便马车,车舆两侧用漆或加皮饰的席子作为障蔽。軿车,一种带帷幔的篷车,多为妇女乘坐。双辕单马,方形车舆,四面施以帷幔,车盖硕大,且四边稍稍上卷,呈盔帽形顶。车门改在前面,舆内仅容一人,御者坐在车舆前的轼板上驾驶。軿车在汉代是极为舒适而又装饰华丽的高级马车,专供贵族妇女乘坐。栈车既载人又拉货,为民间运货载人之车,这种车为当时地主、商人大量使用。

汉代还设计了一种称为“焭”(音穷)的“辘车”,《说文·率部》解释说:“焭,车揉规也,一曰一轮车。”也就是北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手推独轮车。这种手推独轮车在当时的齐鲁和巴蜀地区广泛使用,在今天的一些农村仍然可以见到,四川称它为“鸡公车”,江南叫它“羊角车”。独轮车的特点是:结构简单,两个把手前端架置一轮,把手间以横木连接,形成一个框架,其上或坐人或置物,轮两侧有立架护轮。行车灵活轻便,一般只要一人推动,或加一人在前面拉曳,载人载物均可。在狭窄的路上运行,其运输量比人力负荷、畜力驮载大过数倍。这种车可以在乡村田野间劳作,又方便在崎岖小路和山峦丘陵中行走。陈毅元帅曾经说,淮海战役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既是指的这种手推独轮车。

我们上面讨论的是中国古代车的设计演变历史,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车,也大体经过这样的演变历史。到了工业化时代,人类发明了汽车、火车,而且种类越来越繁多,设计越来越精巧,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车的演变历史,始终受着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深刻影响。我们在上面列举的车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历史,就非常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充分说明,任何历史时期的所谓“现代设计”,不论它是如何的前卫,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从马车时代到汽车时代,是车的革命,也是车在设计史上的飞跃,但是,革命也好,飞跃也罢,作为一种文化概念,汽车时代只是马车时代的文化传承而已。在中国古代,车的制造,有所谓“御者居右,官吏居左”的设计原则,与我们今天因为“右侧通行”的交通规则,而改为“御者居左,乘者居右”的设计原则相左。但有趣的是,在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汽车的设计却保留了中国古代的“御者居右,乘者居左”设计原则。至于这种设计原则,是否有什么更科学的道理,我们姑且不论,但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却是明显的。

传统文化对现代设计影响之巨大,除开我们在本书已经举证过的这些个案以外,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服饰的设计。开天辟地,人类走出混沌的野蛮时代,进入文明发展时期以后,衣食住行,就成了人们的头等大事。自从人类给衣食住行打上文化的印记之后,它们就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一种文化与艺术的创造和享受。衣,由遮体保暖而成为服饰文化;食,由充饥果腹而成为饮食文化;住,由遮风避雨而成为建筑文化;行,由便利出走而成为交通文化。前面我们已经举证了大量个案,论证了传统文化对于住——建筑、行——交通(仅以车为例)——设计演变历史的巨大影响,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传统文化对于衣——服饰设计的巨大影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服饰设计,一直徜徉在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时尚之间,在服饰设计中,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时尚有着更密切的交融,以至于人们很难辨别它们中间的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时尚。

中国服饰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原始社会、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直到近现代,都以极其鲜明的特色为世界瞩目。许多古籍和传说都提到,我们的先民,早在黄帝现代就创造了衣裳。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这一发现可以证实,当时的山顶洞人,已经能够利用兽皮一类的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也由此发端。

新石器时代,纺织技术发明,服装材料从此有了人工织造的布帛,服装形式发生变化,功能也得到改善,对服饰不但有了等级的区分,也有了艺术上的要求。《尚书·虞夏书·益稷》上就记载有舜与禹关于服饰的对话,舜对大禹说:“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舜的话,后来被确定为十二章纹,成为历代帝王上衣下裳的服章制度,一直延用到清帝逊位、袁世凯复辟称帝。一个有关服饰的规则,就影响了中国5000年的服饰设计,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传统文化对现代设计无法抗拒的巨大影响。

到了西周时代,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夏商时期建立的冠服制度,这时已经基本完善,春秋战国时期,服章形制又被纳入礼治。王室公卿为表示尊贵威严,在不同礼仪场合,顶冠既要冕弁有序,穿衣着裳也须采用不同形式、颜色和图案。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这时,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佩金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男女的帽冠,更引人注目,精致的用薄如蝉翼的轻纱,贵重的用黄金珠玉,形状如覆杯上耸。鞋履,多用小鹿皮制作,或用丝缕、细草编成;冬天皮衣极重白狐裘,价值千金。女子爱用毛皮镶在袖口衣缘作出锋,还有半截式露指的薄质锦绣手套,无不异常美观。请注意,这都是我们现代服饰设计经常采用的手法。

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社会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曲裾深衣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深衣把以前各自独立的上衣下裳合二为一,却又保持了一分为二的界线,上下不通缝、不通幅。最智巧的设计,是在两腋下,腰缝与袖缝交界处,各嵌入一片矩形面料,其作用能使平面剪裁立体化,可以完美地表现人的体形,两袖也获得更大的展转运肘功能。据记载,深衣有4种不同名称:深衣、长衣、麻衣、中衣。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发命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当时多采的社会文化和生活密切相关。

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通幅花纹。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中华服饰文化也随之传往世界。

自秦而汉,深衣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东汉时期,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足下为歧头履,腰间束带。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

魏晋南北朝时期,等级服饰有所变革,各民族服饰广泛交融。魏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游牧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南北朝时,襦裙套装流行一时,这种装饰原始于汉代,东晋时延续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北魏迁都洛阳后,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延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社会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彩锦、刺绣、印染花纹等,更是锦上添花。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的主要特点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皇帝、百官的官服用颜色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女装富有时装性,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从宫廷流传的“半臂”服,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服历久不衰。当时还流行长巾子,披搭肩上,绕于手臂之间,名曰披帛。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胡服新装也十分流行。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融。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宋代官员公服、制服之外的日常便服,主要是小袖圆领衫和帽带下垂的软翅幞头,依然唐式,脚下改穿更便于平时起居的便鞋。宋代遗老服饰为合领(交领)大袖的宽身袍衫、东坡巾。袍用深色材料缘边,以存古风。东坡巾为方筒状高巾子,相传为大文学家苏东坡创制,实为古代幅巾的复兴。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辽代用丝绸官服上的山、水、鸟、兽等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于延祐元年(1314年)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沿用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及其它民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圆领紧袖袍,宽下摆、折褶、有辫线围腰),戴笠子帽。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来,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为正色,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补子是一块约40—50厘米见方的绸料,织绣不同纹样,再缝缀到官服上,胸背各一。文官补子用鸟,武官补子用兽,各分九等。平常穿的圆领袍衫则凭衣服长短和袖子大小区分身份,长大者为尊。明代官员的主要首服沿袭宋元幞头而稍有不同。皇帝戴乌纱折上巾,帽翅自后部向上竖起。官员朝服戴展翅漆纱幞头,常服戴乌纱帽。受到诰封的官员妻、母,也有以纹、饰区别等级的红色大袖礼服和各式霞帔。上层妇女中已开始穿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也有区分,平民妻女只能用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平民百姓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子,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后者留传下来,俗称瓜皮帽,系用黑色绒、缎等制成。

清王朝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男子一律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

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艺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族和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晚清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俗称两把头),穿“花盆底”旗鞋。流传至今的旗袍,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后来也为汉族贵妇仿用。

这里还需要提及的是太平天国的服饰,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不但建立了各种法律制度,也是中国唯一具备服饰制度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服饰,既继承了传统遗制,又有所创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衣冠服饰制度。太平天国将领的冠帽有角帽、风帽、凉帽及帽额等形制。角帽即为朝帽上饰龙凤图纹。朝服分长袍和马褂两种,袍为圆领宽袖,上绣有纹样,并以纹样来区分职位;马褂有红、黄两种颜色,并以颜色来区分职位。太平天国妇女服饰虽然有所规定,但并不严格。妇女一般不戴角帽及凉帽,大多用绸缎扎额,冬日也戴风帽。太平天国初期,大多数妇女都穿男服,也有穿苗装的。定都天京以后,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妇女多不穿男装,女装依身份地位的不同,图案纹样繁简不一。普通妇女穿各色绸缎制成的长袍,样式以圆领为主,领口开得很小,腰身也比较合体,下摆部分较为宽松,衣长过膝,左衽。为了活动方便,常在下摆开衩,或开在两侧,或开在中间。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认为“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决定自己设计一套具有中华民族特点的简便服装,于是就诞生了“中山装”。中山装在设计上吸取了西装之长,形制设计成上衣下裤式,上衣立翻领,对襟,前襟五粒扣,四个贴袋,袖口三粒扣。后片不破缝。裤子前面开缝,用暗扣,左右侧设有暗兜,裤腰部打褶。据说在1929年(民国十八年)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时,曾经规定,一定等级文官在宣誓就职时,一律穿中山装,以表示遵奉国父之法。并且对中山装的形制加以重新解释:前身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门禁五粒纽扣区别于西方三权分立而为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袖口三粒纽扣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后背不破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

中山装外形对称,大方、美观、实用、方便,既可以用高级衣料制作,也可用一般布料制作,很受群众欢迎。在孙中山的倡导下,穿中山装在全国蔚然成风。今天,中山装仍然是中国男子最基本的服装之一,不仅党和国家领导人穿,而且广大群众也穿。中山装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服。

我们上面讨论的中国服饰文化的演变历史,它的许多设计方法,在今天的时装设计中,也常常被服装设计师反复使用,虽然因为时代的变化,材料的更新,工艺的进步,使设计手法有很多变化,但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传承关系,不仅为中国的服饰文化所独有,也为其它国家和地区所常见。譬如一向以追求时尚、标新立异的欧洲服饰文化,在现代时装设计上,就常常受到古希腊—罗马艺术风格、拜占庭艺术风格、哥特艺术风格、巴洛克艺术风格、洛可可艺术风格、新古典主义艺术风格、前拉斐尔派艺术风格、20世纪初期苏联艺术风格、超现实主义艺术风格、波普艺术风格、欧普艺术风格和极限主义艺术风格等的深刻影响。这些相互影响的艺术风格,虽然都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数千年间积淀的文化,但时至今日,仍然被现代服装设计师交替使用着,而且也常常被人们视为最摩登(Modern)、最时尚(Fashion)的流行服饰。仅从这一点,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本书的观点——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设计的影响,是巨大的,无处不在的。巨大到让我们感觉不到;无处不在到让我们潜移默化。

就在本书即将脱稿的时候,美国东部时间6月3日,举世瞩目的2003年环球小姐大赛总决赛,在巴拿马拉开帷幕。在这次环球小姐大赛总决赛中,来自世界各国的佳丽,在用美丽和智慧征服世界的同时,还通过她们各自的民族服饰展演,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各具特色的民族服饰,将每一位环球小姐装扮得更加美丽动人,更加韵味十足。我们姑且不论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哪一位环球小姐,在这次民族服饰展演中夺魁,从而成为环球小姐之冠,仅就把民族服饰展演列为2003年环球小姐大赛之一,就足以说明传统文化与艺术的无穷魅力,就足以说明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艺术设计的难以割舍。同时也说明,21世纪,被人们称为文化趋同、文化危机的全球化新世纪,传统文化与艺术,民族文化与艺术,仍然是人类在创造新文明时,不可或缺的智慧源泉。

我们的前人创造了昨天的传统文化,我们正在创造明天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曾经成就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又一个辉煌,它也必将对人类不可能终止的文明发展,继续发挥着巨大的、无处不在的影响。传统文化之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设计,如鱼得水,须臾不可离开。


雨润斋200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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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世界通史·上古部分》(周一良主编 1962年10月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
2.《世界通史·中古部分》(周一良主编 1962年10月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
3.《废墟的真相世界·伟大考古纪实报告之七——寻找失落的城邦:考古的黄金时代(FINDING THE LOST CITIES)》(吕贝克·斯特夫 著;陈忠荣 邱望季 闰惠平 费文娟 编译;陈湘祖 审校;亦凡公益图书馆网站)
4.《希腊神话故事》(施瓦布 著;刘超之 艾英 译;亦凡公益图书馆网站)
5.《周礼》
6.《尚书》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8.《中国古代建筑史》
9.《中国工艺美术史》
10.《史记》
11.《后汉书》
12.网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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