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 勒温(KurtLewin)把环境分为物理环境、心理环境和时间环境，物理环境包括地理、气候和建筑等因素，而心理环境是指人们对物理环境的态度，以及如何使用环境等。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环境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当代学者更多地倾向于研究文化发展对环境所起的作用和造成的影响。其实，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及行为模式或行为的社会规范。例如，物理环境(包括建筑因素、城市布局以及房间的格局等)不但能反映出它们所处的文化环境的特征，它们反过来又为其文化服务，它们会像文化取向、价值观念、社会规范那样影响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规范。

      西方一些文化学家及社会学家把世界各国的物理环境分成三种模式：网格模式、放射星状模式和内外模式。其中，美国为典型的网格模式的代表。以纽约市的城市格局为例，纽约整个市区被东西和北南走向的街道分成了有规律的“网格”：按东西走向而依序排列的街道被称作“大道”；按北南走向而依序排列的街道被称为“大街”。另外，美国的高速公路体系也是这样的布局：由东向西走向的公路依序为双数公路；而由北向南走向的公路依序为单数公路。这样的环境反映出的文化形式是演绎理性的、平等独立的、实用快速的和直线式的。

      放射星状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特别是巴黎市最为典型。整个巴黎市区的建筑格局是一个以凯旋门为中心地向四面八方延伸的“星状体”，因此在巴黎人们常常会听到“条条道路通巴黎”这句话。而如果你要从巴黎出发去别的地方，那么无论你走了多远，都会有路标告诉你此时离巴黎有多少距离了。再者，几乎所有法国的城镇都有一个以市政厅为中点的中心地带，而城镇的其他区域都以此中心为中轴向外延伸扩展分布。甚至连法国政府部门办公室的分布状况也是以主要领导的办公室为中心，其他办公人员的房间则是以职位的高低而向外延扩散的格局。法国这种建筑环境反映出的是一种垂直的、等级制和集权式的文化形态。

      阿拉伯国家的建筑模式是典型的内外模式。例如，这些国家的房屋建筑都装有高大的围墙和厚重的大门将内外隔开，“内”代表着女性、隐私和家；而“外”则代表着男性、公事、市场和清真寺等。人们习惯使用围墙和大门来保护家庭或群体的领域或利益。女性甚至在出门时也要带上面纱将自己与外界隔开。这样物理环境反映出了内外有别、注重人际关系和忠实于群体及宗教的文化特点。

      实际上，一座建筑的结构以及其内部的设计风格都会受它存在的文化的影响，反过来，它又会影响人们(居住者)的行为方式，甚至会影响到国家政党的集体行为模式。英国和美国议会的建筑格局影响了两国政党关系的例子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二战后，当英国在讨论应该怎样重建在战争中被炸毁的议会大厦一事时，首相丘吉尔就坚决主张议会大厦一定要重建恢复到和战前一样的样式。他坚持认为，改变建筑的设计会导致政府实际工作方式的变换。正是在这种情景下，丘吉尔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语句：“我们塑造了建筑物，而建筑物也塑造了我们”。他清楚地意识到，人们可以把文化揉进建筑中，而这些建筑因此也就可以通过信息的传递而影响人们的行为。

      虽然英美两国都是具有两个或多个主要政党体制的国家，但是英国各政党成员之间的忠诚度远远高于美国政党；而且与美国人相比，以礼貌和保守著称的英国人在议会辩论中却比美国人更加激烈。这些异常的现象是与两国议会建筑风格布局的影响分不开的。

      英国下院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长方形房间，房间两侧面对面地纵向安置着五排绿色的长条椅子。在议会开会时，执政党成员坐在左边的长椅上，而在野党成员则坐在右边的长椅上。因为长椅上没有扶手，所以各党的成员必须肩并肩地坐在一起，面对着另一政党的成员。其次，各党中年长或需要发言的议员坐在长椅的前排，而年轻和资历浅的议员则坐在后排，因此，英语中常用“backbencher”(坐在后排的人或议员)来指代党内或各种组织内资浅或不重要的成员。再有，当需要对议案进行表决时，议员需要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位于房间两头对应的两扇门外的职员那里去投票，对应的两扇门一边是投“同意”票，一边是投“反对”票。这样，想要投与本党成员不一样选票的议员就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另一扇门去投与其他成员不一样的选票。这样的房屋建筑布局就导致了英国议员在议会中的辩论更加激烈，以及党内团结更加紧密的现象。

      而美国参议院的议会厅是一个扇形的大厅，大厅中间有数个过道将各党成员分开，各党成员都坐在自己党的一侧，而且所有议员都面对位于房间前面中央的主席台及坐在上面的议长。而且每个议员的椅子都带有扶手，这样就无需肩并肩地与其他成员紧密地坐在一起。而且当需要投票选举时，每个议员只需按一下自己桌子上的“同意”或“反对”的按钮就能完成自己的投票过程，本党的其他成员完全看不到自己的投票结果。这样的房屋建筑格局导致了美国参议院的议员在辩论时没有英国下院的议员那么激烈，而投票选举时也会更加遵从自己的意愿，而无需更多地考虑党内其他成员的意见和顾及政党的集体利益，这也就造成了美国各政党内部的团结不如英国各政党内部的团结那么紧密坚固的现象。

      概言之，人们按照自己的文化塑造了周围的物理环境，而环境又反过来塑造了我们的行为。我们可以说建筑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是建筑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