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八年以前，正值城市化浪涛开始兴起的时候，我出差到国内许多地方的城市。当我见识了这些城市的拥挤、堵塞、喧嚣、污染，看到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格局和建筑特色，我就在想，这难道就是我们日思夜想的城市化吗？带着这些问题，于是我便找来一些书籍，开始收集资料，不断地观察和琢磨起城市来。

随着城市经历的不断丰富和知识的逐步积累，我的脑子里就出现许多城市猜想，其中之一就是这篇小文中要说的城市年轮。

城市和年轮，本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我之所以突发奇想，将树木的年轮与城市联系起来，是因为我发现他们有着某种相同的机理，有着哲学上的内在联系。如果一层层剥开来看，是颇为有趣的。

树为什么会形成年轮？我想原因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树是由里及外，一圈一圈向心生长的，这样它便有了“轮”。第二个是树木的生长因季节的变化每年形成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就是一圈，此圈与彼圈因质地不同很容易区分，这样“年”的概念就形成了。既有“轮”又有“年”，所以树木就有了年轮。

有意思的是，城市的发展与扩张与它也很类似。

第一、城市也是围绕市中心，由里及外，一圈一圈向心“生长”的。当然也有少数城市的市中心并不是一个，它是多中心的布局，但如果我们把它的每一个组团都看成一个城市个体，就这个组团来说它也是围绕中心区向心生长的。所以它就应当和树木一样也有“轮”的概念。

第二、就时间而言城市建设扩张一波一波也有着自己的印记。我们知道建筑物是城市最基本的要素，它是历史的凝固、文化的积淀。不同时期建筑物从形式到内容各不相同，我国的秦汉建筑、隋唐五代建筑、明清建筑、以及近代和现代建筑，都具有不同的时代风格特点。不说远的，就说解放以来的城市建筑外墙装饰，就经历了初期的裸露砖墙，后来的水泥灰墙，八九十年代的磁砖贴面墙，以后的大理石装饰墙和玻璃幕墙的变化，这种不同我们用肉眼可以区分它们，这样就使城市扩张打上了时间的烙印，有了“年”的概念。当然“年”的内涵远远不止这些，比如说雕塑、区街、户型、店铺、装饰、民俗、文化等等，它们都构成了“年”的要素。所不同的是，树木年轮的“年”是自然季节“年”的概念，而城市年轮的“年”则应当是年代、时代，比如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或者上百年、几百年。

城市既然是一圈从里往外长的，每一圈又因具有不同时期的风格特点可以区分，那么我想城市应当就有了年轮了。

（二）

现在我们再深入一步探讨下一个问题，城市年轮的“年”究竞与什么有关？

首先它应当与城市设施、建筑物的自然更新周期有关。我们知道，普通建筑物都是有寿命的。我们假定普通建筑物的寿命是 50 年，那么城市建筑物的更新速度就是 50 年一次。 50 年后到达更新时间的一圈建筑物将被拆除，旧年轮消失，新的建筑物将取代旧的建筑物。如果新建筑物与旧建筑物有明显区别，这时新年轮就出现了。

其次，它与城市设施、建筑物的社会更新周期有关。所谓社会更新周期就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拆建或保护，缩短或延长建筑物的自然更新周期这样一种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科技的进步，人们对居住条件、工作条件、环境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当人们的追求变成了可实现的现实时，或者就提前拆除未到更新周期的旧建筑，而代之以新建筑；或者就刻意去保护那些已到更新年限的具有文化价值的旧建筑。第一种情况的建筑物如果是新的意义上的建筑，而不是旧建筑的简单重复，城市年轮“年”的时间跨度就必然减小。反之第二种情况城市年轮“年”的时间跨度就会延长。当今世界从总体上来说，城市建筑物的社会更新周期已呈现出逐步加快的趋势。如日本东京由于地价的昂贵，建筑物的更新周期已缩短至 20 ～ 30 年。我国的大城市也出现了这种趋势。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大致地勾画出城市年轮的轮廓了。

比如说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首先我们假定它所有的建筑物都保存完好，那么它核心的一层即市中心应当是最古老、历史最悠久的。如历史文化名城罗马、开罗、伊斯坦布尔，它们就各自保存着一个完整的、大规模的、有历史特色的中世纪旧城。又如北京市的以皇城为中心，加上四合院和胡同的老城区，虽然其完整性和特色已遭受了一定的破坏，但它作为历史旧城的地位是不能否定的。它们均构成了城市的第一个年轮。以后随着城市的扩大，在市中心之外又兴起了一批设施和建筑物，但它们从布局、材料到式样、风格都发生了变化，这就形成了第二个年轮。如北京明清以后在以皇城为中心的旧城之外出现火柴盒式的西方近代建筑，并逐步发展形成新的区域。接着形成第三个年轮，第四个年轮。这时候我们如果坐在飞机上向下鸟瞰，就会看到城市像一个美丽的花环，嵌镶在绿色的大地上，显得漂亮、和谐、有生气。

具有年轮的城市是完整的城市、立体的城市、有层次的城市和有特色的城市。完整、立体、层次、特色是年轮城市显著的外在特点。

所谓完整，是指一个城市不但有现在而且还有过去，这种过去不是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过去，而是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过去；所谓立体，是指城市中的建筑形式和内容、居民生活方式、社区文化是多样化的，而不是千篇一律；所谓层次，指的是城市建筑是有序而不是杂乱无章，是布局分明而不是混杂一气，是层层深入而不是一览无余；所谓特色，则是建筑风貌、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的综合体现，它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魅力之所在。

我的判断是，在一个具有年轮的城市中，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处在一种协调的状况。就好像市场配置资源，调节生产一样，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不断地调节城市中的各种关系，使他们变得和谐。

（三）

有人会说，城市年轮只是一种理论推断，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美丽”的花环城市是虚构的，它只是一种想象。

确实，上面所描述的年轮城市在现实中我们很难找到。少数城市像澳门据说有点像，但也不完全像。虽则如此，可是要寻找它的痕迹我认为却并不怎么困难。在我们中国，这样的痕迹甚至可以说随处可见。大到北京、南京、西安这种闻名中外的古都，中到苏州、济南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小到丽江、平遥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广而言之，在许多具有建城历史的城市，我们都可以从中找到城市年轮中的两个因素 ── “轮”和“年”。当然，这些痕迹有的是成片的连贯的，那么它显示在我们面前的轮廓就比较清晰；有的则是分散的单个的，它虽然不那么清晰，但如果我们把这些单个点连成一条线，城市年轮也会粗线条地显示出来。南京 明代的 古城墙和西安古城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城市“轮”的标本。南京古城 有外城、内城两道，内城周长达 33.7 公里，现存 21.351 公里。外城周长达 60 公里，今虽已不复存在，但外城的 18 个城门名称仍沿用至今。如果说保存完好的内城墙是一个很实在的“轮”的边的话，那么己拆除的外城城墙和 18 个城门就是一个历史的“轮”的边，两者都是“轮”。 西安城墙是中世纪后期我国最著名的城垣建筑之一，建于明洪武三年至十一年，周长 13.7 公里。是全国古城中保存较完整的城墙。 城墙内的建筑物与 500 多年前比虽然己经是面貌全非，但城墙是历史的见证，它告诉我们城市曾经是有过很清晰的年轮的。上海的外滩及原来的租界区是上海近代城市年轮的一个宿影，而浦东的高层建筑则应当是现代城市年轮的写照。山西平遥城作为城市年轮的标本也比较完整。以古城墙为分界，城墙内是保持完整的明清古城，它处在县城中心，城墙外围绕古城则是近代、现代建筑和道路交通系统。整座城市显示出完整、立体、层次和特色，美不胜收。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城市年轮无论作为一种现象还是作为一种机理都是曾经存在过的。

（四）

但是在现代社会，客观地说城市年轮作为一种现象在中国毕竟是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人们经常批评的千城一面、是遭受破坏的城市生态和城市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千篇一律的大广场、宽马路、各式各样的建筑复制品和建筑垃圾。 德国建筑学会会长汉派尔谈到他到北京、上海等地的观感时意味深长地说：我驾车从北京外围向内开，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感觉可能是在迈阿密、新加坡或者在法兰克福，所有的高层建筑都是一样的，没有各自的特殊个性，只有从写的字上才能看出是在中国。国际著名城市规划专家日本的西村幸夫在谈到对上海的印象时说，我觉得上海的建筑都像一个个客人，彼此没有互动，我觉得旧城要好一点，上海老的部分可以得 A-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忠告我们要警惕“自己不见了的危险”。她说，她曾带着满脑子“现代化”的想象去欧洲访问，可她看到的欧洲却是一派“古老”的景象。而在中国反而是高楼林立，洋味十足。汉派尔、西村幸夫和龙应台的这种感受其实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不只是在北京有，在其它任何一个城市都有。如果不是因为西湖，我们记不住杭州；不是因为漓江，我们记不住桂林。几乎所有对城市的记忆都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我们自己留下的则是制造城市的生产线生产出来的标准化建筑产品和标准化生活产品。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搞所谓的标志性建筑，但搞来搞去，大家互相克隆，标志性建筑又成了一堆没有文脉的僵尸。 建筑是一个城市记忆的载体，人们担忧，这样下去包括北京在内的许许多多的千年古城，正慢慢失去记忆；人们更有理由担心，这样下去中国还像中国吗？

为什么城市年轮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迅速消失？

我们知道， 树木是自然生长的，它的扩张处在一种完全的自然状态之中。它成长的动力源于自然，所以它能形成年轮。一个城市如果它也是自发成长的，外力不干预它，它的成长机制来源于自发产生的内力，那么它也必然会形成城市年轮。这就是说自发成长是形成城市年轮的必要条件。欧洲中世纪城市大多数为自发成长的城市，很少是按规划建造的，这种条件有利于形成城市年轮。可以说中世纪的欧洲是城市年轮的一个尚为得到很好研究的历史标本。这个推断我们可以从当今欧洲城市比较多地保留着中世纪的遗址上看得出来，如德国的吕贝克、汉堡，波兰的格旦斯克等。

但是，人类是不可能长久地让城市自发成长的，因为完全自发成长的城市是一种原生态城市，原生态城市虽然较好地处理了城市与自然的关系，城市中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具有朴素的亲和力，但它也有着许多致命的弱点。它解决不了现实的交通问题、居住问题、工业化问题，这种城市形态如果不加以改造就不适合发展现代生产力，也不适合城市扩张，所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特别是像我国这样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中，人们必然通过城市规划和建设对城市的成长进行更加强烈的外部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自发成长的机制没有了，城市年轮也就自然中断。

城市规划取代城市自发成长，只能说城市年轮形成的自然机制没有了。如果现代城市能合理地吸收原生态城市的物质遗产（具体的有价值的城市设施）和精神遗产（协调、和谐、自由精神和有价值的设计思想），那么城市年轮形成的社会机制还会存在，城市年轮仍然可以以某种物质的或精神的方式（文化的方式）存在下来，与现代化并存 , 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年轮。 欧洲的许多城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吸收了这种人类文明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从而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从新焕发出青春，熠熠生辉的。

可惜的是，人们并没有对原生态城市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更谈不上对它的合理的内涵进行理论概括， 人们抛弃了城市自发成长这种形式，也抛弃了它合理的内涵。这样， 城市年轮形成的社会机制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城市年轮也就不存在了。

( 五 )

城市年轮形成的社会机制没有了，那么究竞是谁干扰和伤害了这种机制？我的回答是，不是在技术层面，而是理论和体制层面。

笔者通过多年的观察研究认为， 我们城市的规划建设在理论和体制上至少存在三大缺陷。是这三大缺陷干扰和伤害了城市年轮机制的形成。

缺陷之一是，集权城市的思维方式。 我们知道，原生态城市崇尚的是自由和个性，而现代城市迷信的是集中和统一。如果把前者称为自由城市的话，那么对应的后者就是集权城市。在我们中国，集权式的思维方式在古代就非常盛行，古长安、元大都、古洛阳城都是集权思想的产物。以后经过历代不断演变和强化，尤其是解放以来受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思想影响，规划集权就走到了极致。大到一个城市的空间布局，小到一条街一幢楼，都在规划的严密控制之下。人们认为规划可以无所不包，无所不能，以为规划能解决城市发展中所有的问题。在这种集权式思维方式之下，城市发展的自由空间己不复存在。

因为权力高度集中，它的权力很容易被滥用。比如说北京市， 1944 年还有称为胡同的街巷 3200 多条，经过 60 年代和 90 年代到目前的两次大规模拆迁改造，特别是后一次在时间和强度上都堪称空前的旧城改造，己减小至 900 多条。两院院士，我国建筑界泰斗吴良镛尖锐地批评说，如此无视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只把其当“地皮”使用，无异于拿传世字画作纸浆，将商周铜器当废铜。又比如重庆市的渝中半岛，面积不过 9 平方公里，可高层建筑就有 300 多幢，其中 100 米以上的超高层大楼超过 200 幢。所以许多人称渝中半岛是“人库”，是“钢筋混泥土森林”、“举目无青”、是长江中的人造峡谷。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当前在全国通过复制方式而流行的欧式建筑、大广场、宽马路、高层大厦，以及强调路网的整齐划一和平整笔直，许许多多就是滥用权力的结果。它虽然可以形成一些城市建设和城市改造的大手笔，表面上看很气派，很宏大，但对城市文脉、城市社会生态、居民生活方式、城市特色必然造成重大的伤害，甚至毁灭性的破坏，形成一大批建筑垃圾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正像计划经济不可能恰到好处地计划到每一个经济细胞、每一项经济活动一样，人们也不可能对城市中所有的建设行为进行规划。而集权式的思路总想把所有的事管起来，结果往往恰得其反，事与愿违。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是 1993 年修编的 , 时间到 2010 年。 1993 年修编时估计到 2010 年常住人口为 1250 万 , 流动人口 250 万 . 而到 2001 年时常住人口已超过 1367 万 , 流动人口已达 263 万。不得不提前 7 年修编。面对这样的现实，人们有理由问，这样的城市规划还靠得住吗？不转变城市规划的思路行吗？

缺陷之二是，精英城市的运作模式。 原生态城市是自然形成的，全体市民决定着它的走向，所以我称它是市民城市；现代城市是规划形成的，而规划往往又是由城市中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决定的，所以我说它是精英城市。一个城市到底怎么样，要靠居住在这里的全体市民去感受，不能靠少数人说了算。精英们的感受和市民的感受角度不会是一样，少数人的感受终究代替不了多数人的感受。应当说市民对城市建设是最有发言权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民不应当是环境的被动接受者，而应当是城市走向的决定者。精英城市的歧义就在于，它把少数人的感受和意志强加于全体市民头上，所以它不是人文主义的。当前我国在城市建设中出现众多的问题、许多的败笔，遭到专家学者和市民们尖锐的批评，原因往往就出在这里。在现阶段，城市建设中的精英治市是一种制度安排，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是必要的，因为它减少了决策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反过来它又增加了风险，引发出许多问题，所以它又不是一种最好的制度安排。

缺陷之三是， GDP 城市的建设目标。 原生态城市是无目标城市，实质是“无为而治”城市。而现代城市则带有鲜明的发展目标。从我国的情况来说，我们的城市经历了从消费城市到生产城市的曲折历程。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建设突飞猛进，生产型城市的提法不再有了，但所有的城市都同时盯上一个目标 ── GDP 。所以笔者在这里把它称为 GDP 城市。应当说有明确的发展目标，这是一个进步。但目标单一却是一个遗憾。尽管 GDP 是一个综合指标，但却包含不了城市发展的全部，更包含不了人类生存、生活、奋斗的全部。所以 GDP 城市必然打破某些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的平衡，如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交通、人与人之间的平衡，使城市变得不再是那么和谐、甚至可以说充满矛盾。 这方面的相关报导这些年非常多。比如城市的水危机，据新华社报导，全国 669 座城市中有 400 余座供水不足，其中缺水严重的有 110 座。 32 个特大城市中有 30 个长期受缺水问题困扰。又比如说城市交通，这几年城市道路在超常规发展，但与此同时越修越堵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北京市“十五”期间交通设施投入计划是 838 亿元，这样的力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可是拥堵问题却没法解决。被公认为国内研究城市交通问题的权威专家段里仁也无可奈何，他说，堵车，我有什么办法？北京的交通拥堵现在还刚刚开始。此外，像空气质量下降、水污染严重、热岛效应加剧、人口膨胀、社会矛盾加剧等等，都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单纯的 GDP 追求，使我们讨出了沉重的代价。

（六）

在结束本文的“猜想”之前，笔者还想讲几句话。

第一、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期，每年有百万千万计的人口从农村拥入城市，一个省每年开工项目的建筑总量就相当于整个欧洲。在这样一个城市化爆发期，城市规划和建设如果没有新的理念，不能做到与时俱进，不能真正坚持科学发展观，我们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留下的后患也将无穷无尽。城市不是机器，造不好可以推倒重来，城市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重复的，没有后悔药可吃，除非自然或战争的力量将它完全摧毁。西腊雅典城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据《南方周末》报导， 1950 ～ 1960 年代，希腊政府用了 10 年时间大规模推进城市化，用“以地换房”的方式组织了空前规模的大跃进，大拆大建的结果，虽解决了几百万人口的居住问题，但同时又克隆出一大批千篇一律的带有那个时代特点的“水泥盒子”，交通混乱、建筑粗陋，城市布局大而无当，本应十分丰富的中世纪古遗迹却很少见，即使有一些也全部湮没在难看的现代建筑中，使雅典这个本应该有资格以整个旧城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明星城市，最终只能以一个小小的卫城进入。以至于给 2004 年召开的雅典奥运会出了一个大难题，动用 40 多亿欧元进行大规模的改造，还是不尽如意。其实与雅典相类似的情况在我国也相当普遍的存在，只不过人们现在正埋头搞建设，比速度，其它的已无暇顾及了。

第二、当今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理论源头之一是 1933 年通过的“雅典宪章”和 1978 年的“马丘皮克丘宣言”。所谓“雅典宪章”是国际现代建筑学会在雅典制定的一个“城市规划大纲”，该大纲把城市规划的目的确定为解决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四大问题。 1978 年召开的马利集会，在肯定“雅典宪章”的基础上又发表了“马丘皮克丘宣言”。这两个奠基式的文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吸收了前人的智慧和成果，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雅典宪章”的故乡雅典城，在宪章发表 10 多年后，却导演了上述的一幕规模宏大的城市建设活剧，把整整一个艺术品式的雅典从地球上拿掉了。“雅典宪章”为什么不能阻止雅典“变质”。合理的解释就是“雅典宪章”它带有浓厚的功利性色彩，它只是从规划建设的技术角度触及到人类需求的表层，并没有从哲学、美学、生态学、社会学、区域经济学等多个角度将城市作为一个综合体而深入到人类需求的本质。所以在雅典面前“雅典宪章”失败了。以后发达国家吸取了这些教训，将人文主义、以人为本等理念引进了城市规划建设。如日本 2004 年 6 月通过了《观景法》，这部法律就拥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名称 ――“ 美的基本法 ” 。有了这样的法律和共识，城市的粗制滥造就变得很困难了。所以从理念到法制，发达国家正在逐步地积累总结，探索和创新城市建没发展之路。与此相比，我们却还在走他们几十年前走过的老路，我们只有一部体现城市建设集权思想的《城市规划法》，以及为集权服务的土地等方面的法律，我们的理念显然是落后了，我们的法制也显然是落后了。

第三、原生态城市和现代城市都应当是一种城市形态，而年轮城市则不是。原生态城市有年轮，现代城市也可以有年轮。笔者之所以提出城市年轮这一概念，并不是为年轮而年轮，那种理解是机械的。笔者认为，视觉上的年轮固然重要，观念上的年轮则更为深刻。城市年轮更应当是一种理念，是城市设计的一种思路和方法，是城市建设软科学中的一类。城市规划和设计的灵魂是什么，肯定不是技术，而是方法论。

正像两院院士吴良镛谈到北京交通问题时说的那样，仅仅凭借交通技术来解决城市发展问题是行不通的，包括交通拥堵在内的“大城市”病必须通过城市发展战略的创新予以根本解决。

作者单位：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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